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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国企通过改革破茧成蝶
信息来源:   更新时间: 2017-07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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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4年,宁夏银川市以先行先试的气魄,率先在国企改革上破局。清资产、清负债、清资金、清土地,组建大国资,推进人事改革……目前,通过改革,银川逐渐使国资管理由分散式管理向集中式转变(大国资);国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免向职业化聘任转变(去行政化);国有企业由分类监管向非分类监管转变(取消分类监管),形成了国资委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、国有企业的三层架构,打开了银川国企发展的新局面。

  注重顶层设计,“大国资”推动政企分开

  2015年,银川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四清”,即清资产、清负债、清资金、清土地,给国有资产来了一次彻底的摸底。

  利益不清、权责模糊、管理混乱,在银川一些委办局都或多或少存在。“四清”工作,共清理出1600多亿元资产,其中非经营性资产200多亿元、经营性资产1400多亿元。清理资产,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,更是为了组建大国资做准备。

  银川市创新性地成立了三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,实现了国资监管从管人、管事、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变,形成了国资委—资本运营公司—国有企业的改革新模式。而“四清”之后的资产全部交给国资委管理,经营性资产注入资本运营公司,非经营性资产由国资委专项管理。

  2014年12月,在银川城投、房投、滨投等二级公司的基础上,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应运而生,正式肩负起了投融资平台和市场主体的职责。银川通联资本成立后,首先对原市国资委旗下的大部分国有产业资本进行了整合,形成了七大板块主营业务:投资融资、城市基础建设、公共交通运营、集中供水、书刊销售、燃气供应和文化旅游,实现了产业资本的汇集和融合,激活了国有资本的流动性。目前,银川通联资本有二级企业13家、三级企业60家,职工7482名,党员892名,已经成为银川市最大的国有独资企业和政府最大的投融资平台。

  2015年通联资本以优质资产规模大、现金流量状况良好、财务报表质量优秀等优势,成立当年就获得了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信用级别AA+,被国外评级机构评定信用级别Baa3。这两项评级资质是银川市同类项中评级级别最高的,这是银川市乃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国企的最高信用级别。

  取消分类监管,激励国企业绩

  银川市国企改革另一项重大突破和探索,是取消了分类监管模式,此举一出,同样让各界大为关注。

  在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看来,分类监管在早期国有企业监管中就已存在,划分为亏损类、盈利类。对于一些亏损类的企业,主要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,但由于这种划分阻挡了社会资本的进入,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独享方式,造成企业越来越像机关,经营意识日趋淡漠,机关化严重,人员越来越多,亏损额不断增大。一方面形成了财政包袱,另一方面则因财力有限,形成了供给缺口。

  改变分类监管模式,吸引社会资本参与,近年来,银川市对这种早期的分类监管进行了改革,政府采取购买的方式,不但吸引了社会资本积极参与,而且国企、民企、内资、外资都可以参与,形成了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。银川的自来水、民用燃气采取顺价销售原则,社会资本积极参与,不仅成立了合资公司,而且实现了自我盈利,保障了供给,减轻了财政负担。银川市中铁水务集团总经理谢军自豪地说:“早在2011年,银川市就启动了自来水改革,引入中铁一局,完全市场化了。现在,通过市场化持续经营,不但不需要财政进行补贴,减轻了财政负担,而且我们严格按照银川市供水规划制定企业发展战略,加大资金投入,确保城市供水质量。”污水处理行业则采取政府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方式,面向市场招标,不仅本地企业,外地企业也在积极参与。目前银川的污水处理行业既有国企,也有民企,既有国内企业,也有外资企业,通过竞标,不仅降低了污水处理费用,减轻了财政负担,而且引入各路资本,弥补了财政建设资金缺位的问题。

  冬储大白菜更为明显,取消补贴后,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冬季蔬菜供给,市民不仅冬季能吃上菜,还能吃上各种各样的新鲜菜;一些地区对公交行业也进行了改革,社会资本进入后,政府只对服务质量监管,运行也比较良好。

  在郭柏春看来,国企首先是个企业,需要职业经理层来经营管理。以前国企的机关作风严重、行政化色彩浓厚,主要的根源在于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化。银川国企改革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国企去行政化改革,出台了《银川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》,取消国企高管行政化级别、国家干部身份和行政任命方式,全面实行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,国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免向职业化聘任转变。2016年,银川市已经有3家国有企业高管自愿申请辞去公职,转变为经理人。辞去公职的银川市产业基金公司总经理田友强表示,去行政化摘掉了级别“官帽”,转换了身份,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管理经营企业,既有压力更有动力,如果完不成考核任务,就会面临下岗。现在唯一的目标,就是想方设法通过有效投资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。其实,去行政化不但对于辞去公职的企业高管来说是一种压力和动力,而且对于一些新聘任的企业高管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和认可。西部(银川)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宗智说:“我来到国企后发现,自己是二等人,一些同行是有级别的,有些被歧视的感觉。现在,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了,同工同酬同考核,大家都是平等的。”

  再比如,将国资委包括企业人权、产权、事权等30多项出资人权利授予资本投资运营公司。国资委评价国有企业的业绩,变成了使用一个效益指标考核所有企业,做到利润面前人人平等。

  银川市国资委主任吴起认为:“这其实并非放弃了其他的考核,而是通过盈利的考核,促进其他的建设。”

  通过唯一性的盈利指标考核,也变相促进了企业高管薪酬的改革。吴起说,在完成了既定的盈利目标后,企业高管可以拿到工资和年薪,如果没有达到,第一年降薪,第二年领导班子就要面临更换。“但如果企业不仅完成了目标,并且超额完成,多出来的利润,企业和股东按比例分成。”

  管好看得见的手,用好看不见的手

  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,如何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、助推经济?“要界定好政府的角色,政府首先是市场的监管者,建设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,也应作为市场监管者的首要目标。所以,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的渠道有两条:一是制定市场的监管规则,二是在市场中购买服务。制定规则进行调控是相对静态、稳定的,购买服务进行调控是动态的。”郭柏春认为。

  一年多的改革,带来的效果是多方面的。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国企做大做强了。其次,市场活跃了,遏制住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和“拐棍”的直接干预与分割,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了,各类投资主体纷纷前来投资,特别是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里的投资,市场恢复了活力,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。

  民间投资热情被激发起来,政府面对市场,市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,去掉了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,再加上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效率提高,社会资本投资热情被激发出来。2016年1—6月份,银川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.2%,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7.4个百分点。

  在逐步厘清了政府、市场、国企三者的关系,明晰了在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调控作用的时机和方式后,犹如蝶蛹破茧成蝶,银川的国企改革,推动了整个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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